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649章

但在个人操守上，目前来说倒也没有出现大问题。特别是在金钱问题上，还真是没找到"大老虎"。相比起其他部门，宣传部干净很多。但这一次整顿宣传部门，高刚就不放过这个机会。

在全国宣传会议上,抓着陆丁一是一阵批评。

陆丁一是中共宣传领域的标杆。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担任宣传部部长，之后一直在宣传领域，在宣传部门是根深蒂固

不说别的,目前中共有影

响力的报纸当中，像"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以前都是在他的领导之下。

高刚想要整顿宣传部门，就要对他开刀。

不过并不容易。

因为陆丁一不是没有根基的干部。

在目前整顿宣传部门的领导机构当中，彭珍是护着陆丁一。饶书石在书记处会议的时候，支持高刚的意见，认为应该整顿宣传部门。但和修养同志交流之后，态度又并始变得暧昧。毕竟饶书右是修养同志在新四军工作的时候，一手提拔的千部。

不过高刚不是那种半途而废的人。

而且毕竟他是主要负责人，所以他抓住陆丁一不放，对于陆丁一是猛追猛打，这对于陆丁一的打击是非常大的。陆丁一在会议上几次检讨，但都被高刚以检讨不积极、不认真、不真诚为理由批评。

高刚的做法让不少新加入宣传部门的宣传干部不满意。

但也有很多原解放区的干部支持高刚。因为自从接纳了大量国统区的干部进入宣传部门之后，远解放区很多宣传干部目前地位下降很快。

因为相比起那些文化水平高的国统区来的干部，原解放区干部在笔杆子上是干不过他们的。原解放区很多宣传干部，很多虽然也是学生出身，但文化底子有限，学历中小学居多。还有不少干部是泥腿子出身，身在革命当中逐渐的成长为宣传干部。可是新加入进来的国统区宣传干部，学历很高，大学生出身的一抓一大把。新中国成立宣传部门要打“正规战"，所以那些学历高、笔杆子硬的干部，远比解放区的"土包子"受重用。

现在高刚批评目前的宣传部门飘在空中，不联系人民群众，在很多解放区宣传干部看来，这就是高刚为他们撑腰。毕竟和人民群众打交道，向他们宣传政策，是原解放区那些宣传干部的拿手好戏。当年八路军发展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进行土改，这些宣传干部天天跟老百姓打交道。他们文化水平低于国统区来的读书人，但和老百姓打交道是是碾压那些读书人。

所以他们都拥护高刚的整顿。

但整顿宣传部门，直接得罪很多读书人，舆论影响也大。高刚身上的压力也大。

因此他把段成伟上调，担任这一次整顿宣传部门小组临时秘书长。高刚脾气倔、魄力足，但绝对不是莽夫，相反很有手腕。他是了解过目前的宣传部情况。

习中迅这个部长在宣传部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剩下几名副部长当中陆丁一在宣传部门根深蒂固;周杨即是革命者又是左翼文人代表;陈波达是主席政治秘书;许特力是延安五老，主席老师，有资历有威望;最后一名副部长是晋察冀出身的段成伟，也在任培国和陈运手底下工作过。

高刚除了拉拢想要改变宣传部的习中迅之外，就看上了段成伟。

段成伟是宣传部排名最低的副部长，而且级别还比不上那些地方中央局局宣传部部长。那些地方中央局的宣传部部长，最低都是地方中央局常委，不是行政四级就是行政五级的干部，但现在定级段成伟也就是行政六七级的干部。李少成级别能够迅速提升，能够担任农业部部长，是因为他在土改当中成绩非常好。

高刚之所以点名段成伟，是因为段成伟是目前宣传部副部长当中，唯一一个从抗战开始就参加根据地建设，负责根据地党务工作、宣传工作的干部。段成伟是靠着在基层的政绩打上来的干部，非常符合目前高刚要整顿宣传部门的思路。而且目前的宣传部中下层干部，大部分都是原华北局宣传部干部。这就导致段成伟虽然排名倒数第一，但在宣传部实力是很强的。

当然高刚重用段成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段成伟是晋察冀干部，是魏红军的爱将，抗战的时候是魏红军党务工作的左膀右臂。高刚理解魏红军，或者说魏红军和高刚在很多政策理念上相同，是因为两个人都实际在地方工作过。

所以高刚愿意团结魏红军。

就在高刚大刀阔斧的整顿宣传部门，要让宣传部门接地气，很好的配合国家的农村政策、农村扫盲、移风易俗的时候，七届四中会议召开。

824七届四中会议

1950年2月，中共召开七届四中会议。

这一次会议在重要性上，是比不上前面的七大，七届二中会议，七届三中会议。但这一次会议在中共历史上依旧是留下了重重一笔。应该说党的七届会议，是党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几次会议。

因为他涉及到总结党的历史，中共开始摆脱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开始独立决策。而且正好卡在了抗战末期、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段重要变化当中。

所以几次会议都很重要。

此次会议也有一些重量级干部是缺席的。

如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任培国;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副主席林帅都没有参加会议。任培国是在苏联休养，林帅在苏联一边休养一边和苏联军方继续谈判。

除了他们还有有些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因为各种事情缺席这一次会议。会议程序是一样的。

都是中央主要领导和重要部门、重要工作负责人先汇报这一年的工作。然后分组讨论这些报告，报告当中有些问题，就可以提出来。如果肯定报告的内容，那么会议结束的时候，有些报告就会成为七届四中会议的文件。

讨论完了这些报告之后，会议主要讨论四个议题。

—个是政治局的变动。

原政治局委员张文天和康盛，在这一次会议上失掉了政治局委员的资格，两个人只保留了中央委员。这一点党内早就有共识

本来七届三中会议的时候

两个人就要离开政治局。只不过七届三中会议主要议题是削弱地方势力，因此政治局这边没有大动干戈。

一年之后的七届四中会议，就没有了这方面的顾虑。

张文天是书生，主席都说他是"开明君主”。可以说遵义会议前前后后，一直到长征结束，在延安确立主席在党内地位的过程当中，张文天是立下了很大的功劳的。

但张文天身上的留苏派痕迹太浓。

不仅仅是张文天一个人，包括目前担任驻苏联大使的王家祥也是如此。他们虽然在长征，在党的转折时期贡献很大，但党内很多干部并不认为他们能够占据党丙高位。或者说很多党丙实万派干部，其实对于他们是不服气的。

因为党内很多实力派，他们可是靠着政绩，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到了高位。可是留苏派那些人都是书生，很多并没有做过一线工作。结果因为去苏联转了一圈，一个个空降中央担任高位。而且他们空降中央的时候，年级都非常小。

这是很多干部都不服气的。

加上留苏派在中央苏区霍霍太厉害，延安整风之后很多干部本能的不喜欢这些留苏派中央干部。王铭、博谷、张文天、王家祥几个人留苏派印迹太深，七大上要不是主席支持，他们都会很困难。除了张文天之外，其他几个人甚至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拿不到。

张文天并不是一个野心很大的干部，书生意气多于政治野心。因此他很平静的接受了这个结果。至于康盛，延安整风得罪人太多。

延安整风是修养同志主要负责，下面的干将是康盛、彭珍、高刚几个人。结果其他人都没事，而且政治上还加分，在党内一直是步步高升。只有康盛一个人在延安整风之后就一直走下坡路。可以知道康盛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是多么的遭人恨。

这几年他虽然是政治局委员，山东分局书记，但几乎是淡出了政坛。一直是以养病为名，不怎么参加工作。就连山东分局的工作。目前都是向明代理书记处理日常工作。康盛在党丙资历很深，人也聪明，知道现在自己党内处境并不好，不能随便出头。所以也是干净利落的接受这个结果。

张文天和康盛退出政治局之后，魏红军和邓希贤两个人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依次替补，加入了政治局。魏红军和邓希贤是七大之后，首批进入政治局的干部。

很受瞩目。

从年龄来说，两个人在中央也是年轻干部。魏红军再有几个月就是35岁，邓希贤再有几个月是46岁。目前政治局委员总共才14个人，魏红军和邓希贤就在这14人当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而且魏红军和邓希贤都是有根基的干部，手底下都有基本盘。两个人进入政治局，对于整个政坛都是大事情。第二:党内团结问题。

这一年下来党内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严重的就是党内斗争愈发激烈。不仅仅是中央内部，也包括地方干部之间。新中国成立，领导之间对于发展思路有分歧，还有很多山头和千部都想要“排排坐分果果"，结果出现不少斗争。

此次谈党内团结问题，就是为了解决这些事情。

主席、修养同志都几次强调党内团结。

表示党内有分歧很正常，但需要通过正规的党内讨论解决问题。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那就是"分离主义"比较严重。因此这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提议。

那就是政务院以及下面各个委员会的会议报告，必须要交给书记处。重要的会议，重要的政策公布，必须要经过中央委员会审核才能够公布。那些重要政策，淡不允许私自下发通知。

不仅仅政务院是如此，军委、党委各部门都是一样。重要政策必须要经过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处的审核。

这是中央在七届三中会议点名批评"地方主义"，然后处理一些"地方主义"典型干部之后，再一次对于党内“分离主义"进行的措施。而党内“分离主义"问题最严重的就是政务院这边。

政务院有不少干部想搞"党政分离”。自从总理检讨之后，政务院"党政分离"的大旗是董启武扛起。结果这一次会议，对于这种思潮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会议上对于政务院党组进行重组。

总理担任政务院党组书记，陈运担任党组第一副书记，聂帅担任党组第二副书记，魏红军担任党组第三副书记，邓希贤担任党组第四副书记，李富春担任党组第五副书记。

原政务院党组第三副书记董毕五，只是担任政务院党组委员。

这份决议对于中央内部党政分离""的思潮打击很大。不过董启武和张文天、康盛不一样，虽然是受到了批评，但董启武资历深、地位高。虽然因为党内“分离主义"受到批评，但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第三是关于整顿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的提案。

经过一年的"三反运动"，发现了党员干部一大堆的问题。其实中央对于党员干部贪污受贿虽然比较惊讶，但还是能够接受。中央目前最关注的是，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所以这一年来总司令、聂帅、董毕五他们一直在联合制定一份"党员守则"”，就是党员平时要遵守的东西。

以前都是理论方面的。

但这一次是真正的规定。

不是泛泛而谈党员要怎么怎么做。而是规定党员一旦违反里面的规定要怎么处罚，成为了""党章"最重要的补充。第四是农村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的工作从农村转向了城市。为了让一直做农村工作的干部转变思想，所以中央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会议，一直在强调城市工作。

但七届四中会议，中央重新讨论农村工作。

因为随着1949年中国接受苏联大规模援建的项目，中央财政再一次受到了压力。经过整顿好不容易财政平衡，可是1949年后半年财政赤字又开始扩大。这个财政赤字短时间之间很难解决。

所以中央又开始把目光放在了农村。中国农村是穷，但中国农村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多，近五亿人口都在农村。这导致中国农村有无限的潜力。

中共是农村打出来的，所以对于农村情况很是了解。不过目前农村给财政的贡献，远比中央计算的要少很多。特别是新解放区虽然完成了土改工作，但收税情况并不是很好。相比起老解放区来说，新解放区的农村税收按照比例来说少了很多。而且农村吸收的人民币数量也是严重不足的。

所以中央希望进一步推动农村工作，完善土改、在农村移风易俗、完善农村税收，以此来支持财持政收入。同时也希望发展农村经济，吸收更多的人民币，可以让中央增加货币发行。

目前的情况是，中央要控制物价，所以不能发行太多人民币。可是新中国要做的事情太多，又需要增加人民币的供应。因此中央需要农村承担更多的责任，吸收更多的人民币。只有这样才能够稳定物价的同时，还能够增加货币供应，支持目前中国的工业建设。

最后会议决定成立正式的农村工作委员会。

魏红军担任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邓希贤、习中迅、邓志辉、李少成担任常委。加上还有六名委员，总共11人组成农村工作委员会。这个农村工作委员会，比之前的土改工作委员会，要处理的事情更多。

农村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可以管理。

之前魏红军也管农村工作，但主要是因为魏红军分管农业部，以及负责土改工作。但随着魏红军担任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整个农村工作魏红军都可以插手管理。

这四项议题结束之后，七届四中会议本来要结束。但这个时候林波曲、许特力、吴宇章、谢绝哉四个人提交了退休报告。

825退休

自从七届三中会议制定了党员干部退休制度之后，其实很多人都在观望。到底能不能推行下去。

如果在党内推行下去，那么在党外推行也不会成问题。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党内一些大佬会不会真的退休。目前中共党内还是有不少资历深的，甚至参加过同盟会的党员。

这些人现在基本上都在六七十的年龄段，也就是退休的年龄段。在中央以延安五老年龄较大。

特别是许特力和吴宇章两个人，一个是73岁，一个是71岁。不要说他们两个人目前都不是政治局委员，就算是政治局委员按照七届三中会议的规定，70岁也应该退休。

但他们两个人又资历很深,政治地位也高。

吴宇章在日本参加同盟会，领导过大名鼎鼎的四川保路运动，是清末四川著名的革命党领导人，1925年参加共产党。走过长征，去过日本、苏联、法国这些国家。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后来到了华北担任华北大学校长，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许特力就不用说了。

辛亥革命之后担任湖南临时议会副议长，还是主席年轻时候的老师，四十多岁去法国勤工俭学。国共破裂之后放弃高官厚禄参加了南昌起义，部队打散之后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两个人都属于是资历很深、劳苦功高的代表。

一辈子革命，好不容易成立了新中国。可是现在就让他们退休，等于是他们根本没有尝过胜利的滋味。中国历史从来都忌讳"飞鸟尽良弓藏"。

现在新中国才刚刚成立，就让开国功臣退休，谁好意思去和他们说这个。但他们的退休如果不解决，那么七届三中会议通过的退休规定，就成为了空头文件。

还是许特力主动站出来。

七届三中会议之后，许特力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目前中央领导当中，就属许特力年龄大。而且1949年展开的"三反运动"，对他的冲击也比较大。

一边是党员干部触目惊心的腐化堕落，另一边是高刚对宣传部下手，波及到了许特力。

高刚想抓宣传部门的"大老虎"，冲击了陆丁一的妻子和许特力的儿媳妇。虽然最后没有太大的事情，但还是影响到了许特力。最后让许特力下定决心的，是任培国去苏联养病之前和许特力交流过意见。

所以许特力才会决定在七届四中会议上提交退休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