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随遇而安
而且陈韬不仅主抓过互助组,在河北的时候还负责过合作社,甚至进行过好几种合作社试验。来到了广东之后,也没有中断和河北方面的联系,主要是想看看合作社试验效果。所以对于合作社工作也非常熟悉。在发展互助组的基础上,在农村大规模培养互助组干部,为下一步合作社做准备。
特别是扫盲运动当中,大规模培养数学能力强的干部。
有些人天生就有足够的天赋。
在扫盲运动当中就会凸显出来。对于这些人群,陈韬都进行重点培养。因为负责过互助组、合作社,陈韬知道合作社最缺少的就是管理账本的干部。在罗启容的支持之下,陈韬的工作非常顺利。
“去年魏红军同志调整橡胶战略之后,海南那边无法容纳那么多干部。我们接管华南垦殖总局不少干部之后,继续加强农村的工作力量。而去年有了来料加工的想法之后,我们就在宝安县周围几个县当中,开始发展合作社。因为有了非常好的互助组基础,所以合作社发展也非常顺利。为了宝安县这边合作社顺利发展,陈韬同志有一半的时间都留在宝安县,知道合作社的发展。”
主席点点头。
赞赏道:“广东省委做得好。解放之后,坐办公室的多了,在一线工作的人少了。”
主席其实是赞赏罗启容。
有魄力。
解放之后全国各大机关人员膨胀速度很快。罗启容把机关人员统统踢到了一线,可以说是承受了被骂的准备。但效果是好的。主席不清楚的是,罗启容打击地方主义的同时,把那些受到地方主义影响的干部全都当成是扫盲干部下放到了乡镇和农村。
主席又把目光放在了陈韬身上。
这名年轻的干部,给主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理论高度,又有踏实肯干的实践精神。
不过主席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而是跟魏红军道:“红军同志,合作社之间的合作你怎么看?”
“我认为在确定合作社所有权问题的基础上,双方的合作我们应该鼓励。不过一旦合作社和合作社之间进行合作,那么里面涉及到的东西就更多。管理账目绝不是一般互助组、合作社的会计能够做好的。这些干部需要加强学习。”
“所有权问题。”
主席关注的倒不是做账的问题。
因为那是具体工作。
主席考虑的是大方向上的问题,特别是魏红军提出的所有权的问题。主席想了想道:“红军同志,我记得你之前提出过中央应该制定经济合同法、公司法。”
“是。”
新中国成立之后,涉及到经济建设的法律还是制定了不少。
就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等。
都是为了解决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的很多经济问题。
不过远远不够。
所以魏红军提议中央制定“公司法”、“经济合同法”。对于“经济合同法”,中央是支持的。因为就算是国营企业之间,也需要签署合同。要不然国营企业之间也会发生纷争。
如何保障双方的权益,那就需要法律来保护双方的合同。
所以目前法律委员会正在研究和制定“经济合同法”。
但对于“公司法”却是没有回应。主要是因为八大确定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公司模式会出现大变化。这个时候怎么出台明确的“公司法”。
魏红军道:“主席,现在只是合作社和合作社之间的合作。他们两方面在政治上、经济上几乎处于平等状态,他们的合作就算有什么争执,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可是以后如果发生县里企业和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呢?或者说合作社发展起来之后,县里想要把合作社企业变成县企业呢?就像是广州第一制衣厂,以后想要分一些订单给合作社,所以要跟合作社成立合作企业,那么这种企业的属性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从法律上解决。”
“如果所有权太明确,会不会滋生地方主义?”
主席听进去魏红军的话。
的确,现在只是自发性的合作社和合作社之间的合作。
但以后呢?
以后各个企业之间都有可能会发生这种合作。不明确所有权问题,必然会留下很多纷争。不要说是企业,就说说河南的情况。只是平原省和河南省的合并,就出现那么严重的分歧。
当然主席更担心的是,上级机构以各种名义侵吞合作社资产。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会直接影响中央推动合作社的大战略。
但明确的所有权,又会滋长严重的地方主义。不要说是现在,历史上就是进入21世纪之后,各地方都有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在本地市场,排斥外来的商品,更多支持本地企业。
魏红军道:“主席,这就要看我们政府的调控能力。就像是我们建立包钢
的时候,全国各地的钢铁厂、学校支援了包钢3000多名技术工人和学生。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控制涉及到经济命脉的产业,所以完全可以按照国家的计划布局工业发展。因为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中央控制企业,中央完全可以调配。到了省里,他们也可以按照他们的计划布局党内的工业。因为省里控制的企业,是隶属于省人民群众所有的企业。”
“嗯。”
“再说那些农村合作社的企业,那也在合作社的领导之下,而合作社又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我们平时给他们足够的自主权,让我们的一线党员干部尽情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但当国家大政策需要的时候,全国的合作社都会配合国家。合作社这种农村合作经济,会是社会主义经济当中最有益的补充。”
主席思考了好一会之后道:“陈韬同志,可以推进合作社和合作社之间的合作。然后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实行一段时间之后,给中央写一份报告。”
主席还是比较谨慎。
新生的东西,总是会有风险相伴。
主席想看看合作的效果怎么样。不过主席也给出了明确的指示,道:“还有一点要明确。合作社的工厂是农村合作社的资产,是属于合作社全体社员的财产。不允许任何一级政府,以任何名义,任何借口把合作社集体资产变成政府控制之下的企业。”
主席在宝安县看到了蓬勃发展的合作社经济,心情是真的很不错。
这就是主席想看到的合作社。
当然广东有特殊性。
但还是体现了合作社的很多优点。所以主席决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合作社大好的局面。未来的合作社发展到什么地步,主席自己也不清楚。
可是主席知道,农村一定要走合作经济的道路。
“主席,这一点我们一定会重视起来。”
陶朱保证。
今天接到的消息太多,主席也需要消化。因为关于宝安县要不要重点发展,主席都没有表态。不过主席还想看看宝安县的情况,特别是各地合作社的情况。所以又开始转宝安县各个农村。
就在主席忙活的时候,杨上昆给主席带来了北京来的电报。
很意外的电报。
912 潘杨事件
北京突如其来的电报,打破了主席正常的调研。
因为上海有人举报上海市公安局养了一批以特务为主的组织,直接负责人就是曾经的中共高级干部,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但后来又背叛组织的胡军和。
招募胡军和,而且指挥这个特务组成组织的就是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凡。表示杨帆领导的上海公安局藏污纳垢,里面有一堆原汪伪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以及上海青帮分子。
杨凡故意包庇这些人。
其实就是针对杨凡的举报,但又不仅仅是涉及到杨凡一个人。
为什么?
这个被举报是特务组成的组织是什么组织。首先就要看胡军和的身份,他是25年入党的老党员,曾经是中共高级千部,最高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1932年11月被捕之后加入了中统。1939年9月被汪伪特工逮捕,然后投靠了汪精卫的特务组织,成为了一个大汉奸。等李士群死后,成为了“76号”的负责人。抗战胜利之后,作为知名的大汉奸被国民党判10年徒刑。后来国民党在解放战争当中节节败退,所以就想起来了胡军和这个曾经的特务高手。国民党想要用胡军和的身份、能力,来对于新中国建设进行破坏。
所以中统撤离的时候,把胡军和留在了大陆。指定胡军和担任京(南京)沪地区潜伏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不过胡军和是聪明人,当然本人也没什么政治节操。看到了中共要胜利,所以派人到香港和潘汉念取得联系,表示愿意投奔解放区,希望潘汉念能够接纳他。
潘汉念和胡军和是非常熟悉的。
抗战时期潘汉念是华东这边的情报头头,胡军和是汪伪大特务。别看胡军和成为了大汉好,但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全心全意给日本人办事,不可能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托付在日本人这里。胡军和这种人从来不会相信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作为没什么政治理念的变色龙,肯定是要给自己留下一些后路。
所以抗战时期胡军和不仅跟中统、军统有联系,而且还和八路军情报机构也有联系。他主要是观察谁能够得势,他就选择投奔谁。
所以抗战时期潘汉念和胡军和打过很多交道。
甚至有些时候胡军和为了表示自己不愿意和中共为敌为,还偷偷地给潘汉念他们透漏一些情报。李士群活着的时候,潘汉念就跟李士群有联系,李士群会把日军一些情报透漏给新四军。而胡军和就当李士群和潘汉念之间的联系人。
战争年代这种事情很多。
在情报战线上,特别是胡军和这样的大汉好,他们都相信狡免三窟。看看仅次于汪精卫的大汉奸周佛海就知道。中统、军统不用说,甚至直接和重庆有联系。与此同时和中共也有很多合作。像周佛海当时的情况是,谁在江南得势,他就投奔谁。
所以在情报战线上,你不能因为一两个事情就给人下判断。因为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所以胡军和愿意投奔解放军,潘汉念顾念旧情,同时也认为胡军和还是很有利用价值,所以接纳了胡军和和投奔。然后把胡军和介绍给了第三野战军,靠着潘汉念的关系,胡军和被安排在了华东局的情报部门。
上海解放后,胡军和随华东情报部进入上海。由于有抗战时期与中共合作的历史渊源,加上当时上海特务也多,所以杨凡在报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批准后将胡军和放在上海市公安局作为”特情“人员参与肃反工作。并让他担任了一个由起义、投诚人员为主组成的,情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一职。受此重用,胡军和提供了一份情报部门可以启用的南京、上海等地的军统、中统特务人员名单。
上海公安局大量启用了这些曾经的军统、中统特务人员。
在上海早期反特工作上,这些以原军统和中统特务,以及上海帮会人员,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毕竟他们熟悉国民党特务,熟悉上海黑社会人员。为了立功他们也很努力。
但还是那句话。
这样的事情后遗症太大。
三反五反的时候,上海公安战线抓了不少人。很多都是原来的特务或者是黑帮人员。这些人都是狗改不了吃屎各种恶心事情很多。但上海这边的公安战线,并没有对这些人进行系统性的甄别和处理。很多依旧留在了公安战线。
终于惹事了。
现在这个举报信来到了中央,组织部就派人调查。
这其实都不用调查。
历史上这种事情是很平常的。为了尽快的破获特务组织,策反一些原特务人员,然后瓦解特务组织。但如此大规模使用特务人员和帮派分子的,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广州,一个是上海。
罗启容当初打击广东本土地方主义的时候,从两个方面突破。一个是广东土改,一个是广东公安战线。找到的突破点稳准狠,直接打在了本地干部的核心问题上。打的本地干部节节败退,罗启容也是一下就稳住了自己在广东的地位。改组了广东省公安厅和农业厅。
现在轮到上海这边。
组织部立马把调查的报告给了书记处,最后到了中央委员会。
胡军和本人不是个事。中共叛徒、曾经的中统特务、曾经的汪伪特务,这些身份注定了他在新中国是啥也不是。要不是有潘汉念和杨凡照拂,他在新中国要继续坐牢。
但之所以闹到这个地步,是因为胡军和的直属上级是目前上海公安局长杨凡,以及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念。这两个人都是目前上海重量级干部。
而且他们都不是普通的地方干部。
中共情报战线当中,潘汉念这条线是实力很强大的。目前华东地区公安战线上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出自于潘汉念这条线。不仅地方公安战线,华东军区的情报战线上,也有很多人是潘汉念这条线上的干部。
当然潘汉念是厉害,但也没有厉害到中央委员会,乃至于政治局都要谨慎对待的地步。这件事情惊动中央委员会、惊动政治局主要是因为潘汉念涉及到另外两个大人物。
一个是饶书石,一个是陈帅。潘汉念多年在他们两个人下面工作。
特别是饶书石。
两个人私交非常好。虽然在驱逐陈帅的时候有过龌龊,但两个人关系依旧非常密切。
潘汉念解放前后的工作,主要是接受饶书石的指挥。特别是解放初把那些原军统、中统特务吸收进来组建情报委员会,是饶书石批准的事情。
这才是惊动中央的原因。
饶书石是什么人。
那可是曾经的华东局第一书记,八大上刚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书记处配合高刚处理书记处日常工作的中央大员。上海的事情爆发之后,有人就抓住饶书石不放。
也算是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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