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869章

　　只要仔细调查，所谓“托派”的根据一个都找不出来。所有罪名都是瞎编乱造的。

　　“马明芳同志，你们调查组的报告是要接受政治局、书记处的全面审核的。”

　　魏红军很是严肃的和马明芳说话。

　　马明芳明白魏红军的意思。历史上他和郭宏韬两个人是有过冲突的，特别是在陕北的革命路线，肃反问题上，双方的矛盾可不小。

　　这一次调查就涉及到当时的山东分局书记郭宏韬。

　　马明芳立马道：“我拿我的党性保证，这一次的调查客观公正，绝对没有任何的打击报复。而且此次调查不是我一个人，夏侯文同志、王从武同志、王金祥同志、刘志建同志都是一起参加调查的。所有的证据是大家一起整理，最后的结论也是大家一起拿出来的。”

　　马明芳是不喜欢郭宏韬。

　　但那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恩怨，他也不可能抓着不放。

　　再说这一次调查，他虽然是调查组组长，但只是因为他是组织部副部长，并不是因为他的级别就比其他干部高。其他几个人各自代表自己的部门，特别是夏侯文那可是可以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干部。又是出自晋察冀，和魏红军关系很深。马明芳怎么可能为了二十多年前的恩怨，在调查问题上做手脚，完全没有必要。

　　听到魏红军和马明芳的话，调查组其他几个人也都是点头。

　　夏侯文开口道：“魏书记，这一次调查我们没有事先预设立场，完全是按照我们调查的资料来做结论的。我们这份调查报告可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夏侯文很有信心。

　　因为“湖西肃托”的事情，很多原始档案简单查一查，就已经是漏洞百出。加上他们去找当事人调查，整理出来的资料已经非常明显。

　　只要是能够正常判断的，都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

　　“嗯。”

　　魏红军放下手中的资料问道：“陈谈秋同志，你怎么看？”

　　“山东分局当年的结论可以推翻。‘湖西肃托’不是一次‘肃托’扩大化的问题，而是从开始时候的‘肃托’就是错误的。湖西党政军系统当中没有‘托派’，‘湖西肃托’就是一次错误的，当地领导人被蒙骗，做出的错误政策。山东分局战争年代没有深入调查，只是根据白子名同志的报告，做出了错误的结论，现在应该要彻底否定。”

　　陈谈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湖西肃托”的问题，只有解决山东分局的结论，才能够彻底解决。这一次要是确定当年的“湖西肃托”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所有受到“湖西肃托”问题困扰的党员干部，以后就彻底可以摆脱这个沉重的枷锁。

　　旁边的谭振林开口道：“这个问题早就应该解决。彻底否定山东分局的结论，对于湖西干部来说可以让他们放下历史包袱，轻装前进，继续革命。我们这是对历史负责，对我们的党员干部负责。”

　　“我也认为应该如此。”

　　书记处几个人都是支持。

　　大家对于革命各有各的理解，工作作风也各有各的不同。但对于“湖西肃托”事件的解决，大家的想法大致是一样的。这就是一次错误的“肃托”。

　　要让那些深受这一次事件伤害的党员干部彻底平反。

　　而且大家还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康盛这位大佬，还是不要回来了。

　　康盛实在是太厉害。

　　别看现在康盛只是处理一些简单的情报问题，不怎么出现在大家面前，但中央领导谁敢小觑他。毕竟这可是常年领导中国情报战线，领导中国党内纪律的干部。

　　谁知道手中有没有大料。

　　而且康盛手腕很强，能力也很强。他要是重新出山，很多干部都睡不好觉。

　　这样的干部现在挺好。康盛在七大之后比较小心翼翼，就是因为在整风运动当中惹了众怒，得罪人太多。现在又把“肃托”问题翻出来，郭宏韬这种根本不在书记处这些大佬眼中。只有康盛这种级别的大佬，书记处干部才会注意。

　　中国的“托派”有，党内也有过，但绝对不可能在抗战期间各个抗日根据地当中成建制的存在。但因为康盛当年要“肃托”，多少人都背着“托派”的罪名。

　　此次把“肃托”问题提出来，会再一次把康盛拉进来。

　　虽然不会大规模批判康盛，但会让很多中央领导想起康盛的威名。这样会进一步堵死康盛重新出山的路子。康盛的年纪不小，今年已经是59岁。再过一届十大的时候，他要是无法再进一步，也要退休。

　　这也是很多人的想法。

　　魏红军看大家都是同意，所以道：“那么‘湖西肃托’的事情我们就做一个结论，上报给政治局。”

　　在魏红军处理“湖西肃托”问题的时候，戴高乐也回到了法国。回到法国之后，戴高乐和不少人开始频频接触。因为法国在殖民地的很多部队都已经开始慢慢的不听话，法国政府的命令他们都敢反对。他们认为法国政府太软弱，出卖法国的利益。

　　所以对于戴高乐出山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

　　因为大家都相信，现在的法国只有戴高乐能够拯救。法国总统勒内·科蒂在戴高乐回国之后，几次拜访戴高乐。其实就是想听听戴高乐的想法，同时也表达想要请戴高乐出山的诚意。

　　戴高乐的话也是分量越来越重。法国工商界不少巨头和戴高乐交谈之后，组建了法国工商界访华代表团。上一次如此大规模的欧洲工商界访华代表团是英国商人组织的，但这一次不仅有法国商人，也有法国政府部门的官员。

　　他们都相信戴高乐。

　　所以都想要来中国，来亚洲这边找一个合作的机会。

1022 党的发展

本来大家以为九大确定发展方针之后，工作会有所轻松。

　　结果是大家比九大之前更忙。

　　修养同志负责人大筹备工作，相比起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次会议要讨论的内容更重要。而且要处理的事情，比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要多。

　　因为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是确认政协会议通过的那些内容，权力从政协会议转移到人大会议。会议当中需要确认的大部分东西都是政协会议已经确定过的，人大会议只要举手通过就可以。

　　但这一次人大会议要讨论的很多新的东西。

　　还有就是关于那么多干部的退休问题。特别是很多民主党派的干部，如何稳定他们的情绪，不要在人大会议上出什么事情，是需要修养同志把握住的。所以九大结束之后，修养同志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这方面。人大会议越来越近，修养同志的工作就越忙。

　　还有总理。

　　九大之后好像总理在国务院的权力大大削减，但其实总理比九大之前更忙。

　　国务院的权力虽然削弱，但依旧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还有马上要进行的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年纪念，中国肯定是要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去苏联。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不稳的时候，中苏两国要如何配合稳住社会主义阵营，双方必须要加强交流，这个问题也是总理负责。以及和法国方面继续接触也需要总理过问。再说总理还是研制“两弹”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协调，而且军委出现问题也要他处理。

　　总理的工作，并不仅仅是这些。些

　　他还是接下来要召开的政协会议筹备委员会的主席。这里面的工作就更琐碎。总理要安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要顺利召开人大和政协会议。

　　中央方方面面的事情，总理都要插一手，都要去过问。结果现在总理休息时间更少。

　　但没办法。

　　中央很多协调工作，正需要总理这样有威望，可以协调各方面力量的中央领导负责。在目前的中央当中，还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总理的作用。

　　而陈运和邓希贤两个人不仅要负责全国财经工作，邓希贤还要全权负责和法国代表团的谈判工作。因为法国代表团此次来中国，是真的要在经济方面和中国合作。

　　所以邓希贤、李福春、李先年、周彬几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专门负责和法国那边对接。

　　看看这一次合作都能够达成什么样的正式协议。

　　聂帅则是忙着在全国建设政法委。

　　九大当中，中央是承认了聂帅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报告。但同时也对于政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要提高政法单位工作人员的素质。最起码政法单位的工作人员，对于国家制定的法律，自己本身要熟悉。不能连政法单位的工作人员，也不熟悉法律。

　　但这就是现状。

　　目前全国很多政法单位的工作人员，本身对于法律并不熟悉。他们工作主要是靠着经验。因此九大要求政法委，必须要改变这种情况。

　　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事情。

　　所以聂帅现在也很忙。

　　随着成立政法委，各省也开始成立省政法委。很多省份为了提高政法单位工作人员的素质，想要成立省内政法学校。成立正规大学实力不足，所以各省的意思是成立省内政法大专学院。以此来培养更多正规院校毕业的政法工作人员。

　　聂帅需要一个一个考察和确认。

　　有些省份没有实力，就不能盲目开办这种学校。

　　大家都是这么忙。

　　魏红军也不例外。不过不管是处理“教条主义”的问题，还是处理“托派”问题，都是临时性的问题。魏红军更重视的工作是，在书记处建立成熟的党建、党的宣传、干部的管理等等。

　　所以魏红军在处理这些事情的同时，一直都和陈谈秋一起讨论党员入党问题，考察问题，监督问题。

　　“陈谈秋同志，党员数量的增加是好事情，但增加速度太快却不是好事情。”

　　魏红军看着资料和陈谈秋说话。

　　陈谈秋点头。

　　道：“我们当年成立共产党的时候，想的最多的就是扩大党组织，增加党员数量。没想到三十多年过去，我们党已经有千万党员了。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48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党党员数量不过400万人左右。可是建国还不到十年，我党党员数量已经膨胀到1000万。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我们党的党员数量增加速度的确是太快了。”

　　“我党历史上党员数量迅速增加也有过好几次。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我党从只有几百名党员的小党，不到三年之内就拥有了近六万名党员。不过经过汪蒋叛变革命，经历了大屠杀之后，大量的党员选择脱党，党员数量锐减到一万人左右。但越是这种时刻，越是有更多坚定革命的人入党。短短一年之后，我党就拥有四万多名党员。1934年我党党员数量恢复到了30万人。不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之下，抗战之前我党党员人数再次降到了4万人左右。”

　　“抗战时期我党也是从四万多党员，1940年左右拥有了80多万党员。不过随着日伪军和蒋匪军对于我军的打击，一直到1945年我党才拥有140万党员。可以看出每次形势发展好的时候，党员增加速度就会加快。而碰到困难局面的时候，党员数量就会迅速减少。越是困难当中，越能够看出党员干部的革命性。”

　　陈谈秋回顾了一下党的历史。

　　革命形势好的时候，党员数量就会膨胀。可是一旦革命陷入低潮，脱党人员数量就会激增。可以说战争年代考验一个人的革命性，是比较容易的事情。

　　因为他是用生命来考验你的革命性。

　　“最大的问题其实在后面。”

　　陈谈秋皱眉道：“解放战争爆发之后，华北、东北地区很快就占据了优势，让解放战争进行的非常顺利。结果1946年、1947年、1948年、1949年，这四年当中我党党员人数平均以每年七八十万的规模增长。特别是1948年、1949年这两年，党员人数以百万的规模增长。”

　　“而八大之后，我党党员人数已经达到了600万人。这一轮的党员数量的膨胀，是有一定的隐患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时期，我们的党员是经过残酷战争的洗礼。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党员，都离开了党，放弃了革命。但从1947年开始党员数量大膨胀，却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考验。甚至你也知道，1948年地下党党员数量远比中央本来猜测的人数多。当中不少都是趁着革命胜利突击入党的。虽然后来我们进行了一些清理，但不可能全都清理干净。”

　　“当初饶书石同志批评组织部在入党问题上把关不严，闹出了不少风波。当时饶书石同志的报告里面，虽然带有一些个人恩怨，但整体的意思其实是没有错误的。饶书石同志是摸住了当时组织部出现的一些问题。”

　　这种话也就陈谈秋能这样说出来。

　　其他领导干部，都会避讳饶书石的事情。而且就算是提起饶书石，也不会说饶书石好话。

　　其实这也是陈谈秋最近才有的一些想法。饶书石当初批评组织部，有攻击彭珍的想法。但里面的很多观点陈谈秋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很有道理的。

　　只是盲目的扩大党的影响力，盲目的增加党员数量，这样后患无穷。

　　“当时出问题的是天津组织部那边。但除了天津，其他地方没有问题吗？当然不是，其他地方问题也严重。战争年代入党那么艰难，革命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就这么轻轻松松入党。”

　　“能不能限制一下？”

　　“比较困难。”

　　陈谈秋摇头道：“我负责组织部之后，也想过限制一下。但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成立了那么多的农村合作社，合作社总得有党组织管吧。还有成立了那么多的工厂，每个工厂都应该有自己的党组织。还有全国各个机关都要有自己的机关党组织。中央一再强调党的领导，所以对于党员的需求就高，每个机构都需要党员。这样党员数量肯定就会膨胀。”

　　陈谈秋指出了现在的问题。

　　不像是打仗的时候，党员都用在钢刃上。但新中国成立之后，各种单位机构也多了起来。每个单位机构都要有党组织，最起码也要有党小组领导。

　　还有现在百万农村合作社，你能让他们随意发展吗？

　　当然不能。

　　农村合作社要在党的领导之下。

　　那么农村合作社就要有党员。这样下来对于党员的需求越来越高，党员数量自然而然就会膨胀。

　　“我觉得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