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晋察冀 第885章

　　算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问题。

　　然后是总理做了国际事务上的报告。

　　主要是三方面的报告。

　　分别是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候的“莫斯科宣言”，接待戴高乐之后和欧洲之间的外交变化，以及关于亚非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问题。

　　谈完了外交问题之后，总理还做了一份“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当中个人股份分红问题的报告”。1956年、1957年民主党派大量的干部退休，虽然整体来说很是顺利，但并不是说中间没有龌龊。不少民主人士那都是刷笔杆子的，做一些小作文讽刺中共，那都是他们的强项。

　　结果从1957年开始社会上一直传共产党要废除原来约定好的“分红”。就是八大之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中央答应那些大小资本家的“分红”。说白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政府赎买了大小资本家的股份，用“分红”的方式进行分期付款。

　　结果社会上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党内竟然已经有干部认为党中央应该停止“分红”。认为那些大小资本家靠着“分红”，过着“灯红酒绿”的奢靡生活。这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

　　也有一些当初积极参与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红色资本家”，他们给中央写信，表示愿意停止接受“分红”。这样整的好像中央真的要停止“分红”一样。

　　这并不是好事情。

　　如果是刚刚解放的时候，这笔“分红”并不是小数目。但对于1958年的中国来说，他们这些“分红”已经不是太大的负担。中央是不可能为了一点点的钱，就让人以为中央不守信用。

　　总理从1957年开始接到了太多这方面的报告。

　　所以和中央其他领导商量之后，在九届二中会议上，总理专门做这个报告。那就是再次强调，共产党是讲诚信的。既然说了要给他们多少时间的“分红”，那么绝对不会提前停止。一定会按照约定，该付十年的就付十年，该付十五年的就付十五年。

　　接下来是陈运汇报这一年来的经济发展问题。

　　然后是做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工业发展问题的报告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

　　九大之后，财经工作委员会经过一年的讨论，终于拿出了一份中央和地方合作发展工业的方案。历史上中央决定把一些企业下放给地方的决定，那真的是大刀阔斧。

　　把中央控制的企业当中，三分之二的企业都下放给了地方。就像是化纤工业，中央把当时中央控制的化纤工业全都下放给了地方。让地方政府自己发展化纤工业。

　　看起来是一身轻。

　　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工业建设一团乱麻。

　　本来中央控制这些企业的时候，制定的计划是互相关联的，是整体的发展思路。但下放给地方之后，同一个领域的工厂之间再想要合作就困难很多。因为以前大家上面只有国务院各部委，很多事情只要部委就可以决定。就算是涉及到好几个领域，也可以是国务院自己协调。但下放给地方之后，他们的上面是地方政府。

　　地方和中央之间都有利益纷争，更何况是地方和地方之间。就算是同一个领导的工厂要合作，也不是两个工厂之间的事情，已经是两个省份之间的事情。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些钢铁厂下放给地方政府之后，如果钢铁厂需要的铁矿石和煤矿不是自己省份的，而是其他省份的，那么这都需要重新协调。就算这些钢铁厂之前已经和这些煤矿厂有合作，照样要重新协调，重新合作。

　　光是这里面的协调，就不知道会产生多少制度成本，产生多少矛盾，浪费多少时间。

　　可以想象历史上中央突然大规模下放给地方那么多工厂之后生产是多么的混乱。还有煤矿行业。中央当时大规模下放煤田给地方之后，煤矿产量迅速大涨。

　　1957年、1958年每年都是一亿吨的数量增长。

　　然后就出现了问题。

　　生产出来的煤炭怎么办？以往全国煤炭的消费，都是国家调控的。中央掌握全国煤炭需求情况，根据这个需求分配这些煤炭。虽然这样的分配也有很多问题，但最起码还知道部署煤炭生产和消费。

　　可是煤矿到了地方之后呢？

　　使劲地生产，根本不管煤炭的销路，只知道生产。结果1957年和1958年煤炭大规模生产之后却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煤炭生产大省，煤炭多的都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而煤炭不足的省份，想要煤炭，但困难重重。

　　以前只要和中央协调就可以。

　　可是地方负责煤炭生产之后，要打交道的部门就多了很多。然后各大大型煤矿都赔了一大笔钱。这就是人为的改变了工厂属性之后，又没有一个配套措施的结果。

　　本来运转好好地工业体系，突然之间人为的割裂开来，运行变得迟钝。

　　相比起来这个时空就谨慎很多。关于下放哪些工业给地方，财经工作委员会是讨论了一年多时间。不仅仅是内部讨论，还和下面各省进行协调。还有魏红军直接建议，必须要限制地方盲目投资。

　　这不仅仅是魏红军的建议。

　　轻工业部门、农业部门，还有其他交通、文化教育、卫生各部门都是如此要求的。因为工业部门的投资多了，其他领域的投资就会减少。

　　再说地方政府一旦疯了，跟历史上一样财政的70%、80%都流入工业部门，而且都流入重工业部门。那样的话其他领域就会受到重大的打击。甚至有些省份为了发展重工业，从银行大规模贷款举债发展重工业。

　　历史上因为地方政府疯狂投资，结果1958年比1957年工业投资增加了一倍，从150亿左右增长到了近300亿。而且一年之内全国职工人数增加数量超过2000万，也就是说一年之内吃财政饭的人增加了2000万。这一下彻底压垮了财政。同时因为大部分资金都进入到了重工业，资源都用在了重工业，让农村压力大增。为了养活这么多人，中央只能是增加从农村购买粮食。

　　钢铁行业更是遭受重击。

　　因为地方在工业上投资的钱太多，导致对于钢铁的需求激增，让市场上的钢铁价格开始几何倍数的增长。看到钢铁需求如此之高，中央和地方又开始疯狂的投资钢铁工业上。

　　然后呢？

　　各种土法炼钢，炼出来的钢铁三分之一都是废钢。

　　可以这么说。

　　1958年开始出现的中国经济问题，不单单是因为大跃进的问题。是整个经济运转体系突然之间人为的停止，不应该出现的中间成本大增。然后是投资比例发生严重的失衡，重重的打击了轻工业和农业。

　　1962年开始中央调整经济主要是调整什么？

　　把下放给地方的企业收回来，然后清理和关闭地方政府几年之内开办的那些工业。其实就是走了一圈之后，重新回到了1957年的情况。

　　当然当时中央也是有些急切。

　　不是说中央一定要下放那么多工业给地方。是因为和苏联的合作出现了问题，中央有了很大的急迫感，所以才想要调动地方积极性。但目前的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因此财经工作委员会有足够的时间慢慢的和地方协调，看看移交哪些工厂给地方。

　　而且财经工作委员会在下放工业给地方的时候，对于地方财政的投资做了严格限制。那就是地方财政流入工业的资金不能超过地方财政的50%，而工业投资当中重工业投资不能超过70%。同时对于银行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没有财经工作委员会的批准，不允许有大量的资金流入地方工业投资当中。

　　不过别看中央对于地方限制这么多，但地方政府听到中央要下放一部分工业，还是非常欢迎毕竟有了工业，就有了积累，有了税收。

　　关于这部分陈运做了好几个小时的报告。

　　因为参加九届二中会议的有大量地方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在这样的会议上，进一步统一认识，好能够顺利过渡这一次的经济调整。

　　如果这一次经济调整成功了，那么未来地方在经济发展上也会多了活力。

　　陈运报告结束之后，邓希贤代表国务院，代表财经工作委员会做了“二五计划”的调整报告，以及和苏联、西欧、东欧国家的合作问题。

　　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具体数据。

　　不过现在的中共这些高级干部，也不再是刚刚解放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处理中央部委工作，是地方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人，对于这些数据并不陌生。

　　大家都关注一点。

　　“二五计划”的调整之后，自己分管的部委，自己所在的省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聂帅则是做了关于这一年来政法委的工作报告。

　　政法委的方案是明确的。

　　从上到下的正规化。因为现在的中国严重缺乏司法人才，政法委这边根本无法在全国推行专业化、正规化的队伍建设。所以政法委做的是先从上面开始进行正规化。

　　至于县区，乃至于乡镇，靠的还是中共最拿手的人民战争。

　　一些治安比较好，干部队伍比较好的乡镇，政法委根本没有正规的部门。最多就是派遣一个公安特派员，全权负责这个地区的政法委工作，一个人把公检法所有的工作都管。但这种公安特派员看起来是光杆司令，但手底下并不是没有兵，因为他可以调动整个乡镇农村的民兵部队。包括大小企业的保卫科，需要的时候都要接受公安特派员的调动。

　　聂帅本来是想要雷厉风行。

　　但调查之后人就蔫了，因为政法委的正规化，根本不是着急就可以的。所以政法委工作的核心放在了经济形势复杂地区，治安形势复杂地区，交通条件不是很好的地区。

　　一些革命基础好，治安形势好，干群关系比较好的地方，投入的力量就少很多。

　　现阶段的政法委工作，是必须要和地方政府，基层组织配合才可以。因为很多在几十年后看起来是要打官司的，要进监狱的事情，在这个年代都能够在基层化解。

　　做了政法委这一年的工作报告之后，聂帅还做了“渎职罪修正草案报告”。别看“渎职罪”从人大通过之后才短短不到半年时间，但公检法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起来已经处理了好几个“渎职罪”的案子。其实他们就等着人大通过这个法律，然后开始处理案子。

　　可是就这么短短半年之内，一边处理，一边已经发现原来的“渎职罪”的一些漏洞。公检法那边根据“渎职罪”处理干部，在过程当中发现有些明明是渎职，但并没有出现在“渎职罪”当中。所以这一次九届二中会议上，提出了“渎职罪修正草案”。九届二中会议通过之后，就可以上交到人大常委会。

　　聂帅做完报告之后，谭振林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做了报告。

　　主要是做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一年以来处理的各种案子。谭振林汇报工作之后，做了一份“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草案”。

　　这是真正的大事情。

　　中共成立之后，一直在强调党的纪律。1938年六届六中会议上，根据主席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和纪律的决定” ，“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和纪律的决定”。算是真正开始把党的纪律放在中央层面，中央会议上通过。

　　但真正把党的纪律放入党章总纲当中是中共七大。八大的时候更是第一次把“四个服从”，也就是“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 写入了党章。

　　九大的时候只是强调民主集中制，强调八大通过的“四个服从”。

　　而魏红军真正开始主持书记处工作之后，这方面的建设就加快了很多。所以谭振林才会做这份报告。一旦这份草案通过，那么中共就开始有正式的党内法规，不再是以往那种“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的纪律规定。这份草案当中，把党员要遵守的党的纪律分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

　　每一项纪律都有相对应的要求，以及相对应的处罚。

　　最后是陈谈秋代表组织部做了“党政领导干部任用条例草案”。

　　经过九届二中会议十一天的讨论之后，正式通过了“党政领导干部任职条例草案”、“党政领导干部任用条例草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草案”、“退休制度修正草案”、“工商业各种所有制经济体的性质及经济地位问题草案”、“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当中个人股份分红问题的报告”、“关于中央和地方工业发展问题的报告草案”、“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渎职罪修正草案”。

　　虽然去年才刚刚召开了九大这样重大的全国会议，但九届二中会议依旧拥有很高的地位。

　　因为通过了大量的制度建设的草案。

1037 石油会议

九届二中会议中间，主席和中央干部和会议代表做了意见交流。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向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宋青灵先生担任国家名誉主席”的提案。很快人大常委会议批准通过了这项提案。

　　1958年3月12日，宋青灵正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日常可以代替国家主席处理事情。

　　在九届二中会议结束前一天，大会通过了关于书记处的改组。书记处正式改组为七个书记，五个候补书记。增加的两名候补书记分别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冯文斌，中央信访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夏侯文。

　　书记处的改组完成之后，九届二中会议正式结束。

　　而中国这边召开九届二中会议的时候，国际局势则是一直在变化。

　　第一个就是法国。

　　法国政府干不下去了。因为法国殖民地的军队根本不接受法国政府的命令，他们直接要求戴高乐出山。因为现在的法国政府没钱，光是国内的问题都无法处理，更何况是殖民地的事情。法国政府根本没有多余的财力可以继续支持法国殖民地部队在殖民地上的军事行动。

　　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之后，这些部队就非常不满意。

　　他们一想这些法国政府官员都是文官，所以认为这都是这些文官的错。这些文官根本不懂前线军队的困难，根本不懂前线军队的需求。

　　但戴高戴乐不一样。

　　戴高乐是军人出身，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领导了“自由法国”运动，是一个比较强硬的国家领导人。甚至很多法国军人看来，戴高乐在二战的时候功勋卓著。是这些文官联合起来让戴高乐下野的。所以这些殖民地军队觉得戴高乐是自己人。只要戴高乐重新出山，必然会全面支持他们在殖民地的行动。

　　所以他们联合起来，直接告诉法国政府。除非戴高乐出山重新组织政府，要不然他们从此拒绝听从法国政府的命令。

　　而且此时也发生了一些事情。突尼斯从法国殖民地独立之后，给予当时正进行抗法独立斗争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民族解放军积极支持。突尼斯领导人哈比卜o布尔吉巴公开声明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并指示其驻联合国代表投票时“处处和法国的论点针锋相对”。而且突尼斯还庇护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在突尼斯藏匿。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平时藏在突尼斯，有机会的时候就出击进攻法国军队。而法国军队想要消灭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突尼斯政府和军队就阻止。

　　他们这种做法惹怒了法国军队，结果法国部队空袭了突尼斯。

　　空袭造成68名突尼斯人死亡，近130人受伤。在该村附近执行任务的国际红十字会的两辆卡车也被击毁。法国此次空袭，让法国和突尼斯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突尼斯要求所有法国军队撤出突尼斯，禁止法国士兵从兵营中外出，不再给法国在突尼斯基地提供物资，驱逐法国在突尼斯的民众，关闭法国的领事馆，威胁要收回比塞大军事基地转给美国或北约使用。

　　突尼斯要和法国全面断绝关系。

　　而且这一次的事情把美国也牵连进来。

　　因为法国空袭使用的飞机，大部分都是美国飞机。所以美国立即参与进来，和英国成立了斡旋团队。美国积极参与北非事务，一方面是想要插手北非事务，一方面是要继续瓦解殖民体系。所以英美斡旋团队，一直要求法国退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