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随遇而安
但看看现在的情况。信阳和下面的县城都画地为牢，反而是没有了经济上的活力。
“陆宪文同志，张书凡同志，你们是没有看到农村工作部下发的文件吗？农副产品自由市场是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中间的损耗，让更熟悉农副产品的农村合作社大量的加入到农副产品市场当中来。为了这个农村工作部甚至不允许国家供销社和国家商业公司加入到农副产品自由市场当中。但你们怎么就敢这么做？”
召德尊直接质问信阳干部。
召德尊看着这些报告非常生气。因为农村工商业发展的直接负责人就是赖若宇和召德尊。赖若宇身体不好住院之后，都是召德尊一手负责这些事情。
这几年农副产品自由市场的成果很大，农村收入大幅提高。很多地方农副产品自由市场办的红红火火。甚至不再是原来简单的农副产品自由市场，慢慢的还包括了农副产品的加工产品。
可是在信阳竟然发生了这种事情。
“你们这样做不就是，地方政府代替了以前的国家供销社和国家商业公司的职能？如果这样中央何必实施农副产品自由市场政策？”
“当时农村工作部和商业部，国家供销总社宣布过，如果地方政府开办的供销社亏损，那么就要关闭供销社。看看你们信阳地方政府的这些供销社，有几个是盈利的。但还开了这么多年？我看你们这是完全不把中央命令当一回事。”
“知道什么是自由市场吗？那就是不能有任何的垄断，只要符合条件的经济体，包括地方政府，各级不同所有制企业，农村合作社，都可以开办自己的供销合作社，参与农副产品的买卖。这才是中央推进的农副产品自由市场。”
召德尊“突突突”的，没有给旁边的河南省委省政府一点面子。
罗伟林再次站出来道:“这是我的工作失误，我一定会在全省范围之内进行一次整顿，杜绝再次发生这种事情。”
魏红军插话道:“罗伟林同志，主抓一些实际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要明白一点，你不是县级领导，也不是负责突击的干部，你已经是省级领导，要懂得抓全局工作，更要懂得干部的培养。一个人是做不了所有工作的，你要善于发现和培养干部，这样才不会耽误事情。”
罗伟林善于发现问题，也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方面能力很突出。但他参加革命之后一直在农村工作战线上兜兜转转，抗战末期也只是县级干部。他是因为农村合作社发展当中有了非常出色的成绩，才在农村工作当中异军突起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农村工作部的成绩非常好，但当时主要是做调查，做理论工作，给农村工作部的领导提建议。所以还真是没有经历过独当一面。
做一些具体工作，能力很强。看看他在河南规划水利建设，良田建设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推进能力的干部。
可惜做一名合格的省级干部，不单单只是要做具体工作。作为全权负责河南农村工作的副书记，就算自己不亲自出面，也应该培养一些农村工作上的干部，来监督河南农副产品自由市场的发展问题。不应该发生现在这种问题。
因为信阳是河南农业大区，应该是罗伟林非常重视的地区才对。
所以还是罗伟林没有完全熟悉做一个省委副书记级别干部要做的工作。
“魏书记，我会改正错误的。”
“平时有时间多读读主席的文章，就像是‘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些文章。你要懂得在更好层面制定计划，然后领导干部群众去完成这些计划，而不是亲自出面去一个一个落实。”
“是。”
魏红军虽然这两天一直在批评罗伟林的工作，但对于罗伟林依旧是报以厚望的。
因为这是一个能做事的干部。而且不是那种盲目推进工作的干部，而是可以站在更高的位置部署工作，还能够推进工作的干部。
所以魏红军愿意多教导他一些事情。让他慢慢的适应怎么做省一级的干部。
“一个供销合作社养了这么多的人，却没有做好工作。这些人都是吃公家饭的？他们的编制是从哪里来的？”
召德尊批评完了之后，马明芳也很恼怒的质问。
信阳公署成立的供销合作社，各种工作人员有好几百人。有运输队伍，有管理存储的工作人员，有好几处的销售工作人员。
你要是能挣钱，能解决城内农副产品的问题，那么自己能养活这些工作人员，那么还不至于这么生气。
可结果是不要说挣钱，中途损耗大量的农副产品，也不知道是中途坏了还是被人顺走了。结果供销合作社一直在赔钱。
既不能挣钱，又不能解决城内问题，还养着这么多的人。马明芳作为组织部副部长，就非常生气。这哪来的这么多编制。
国家对于编制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不可能随随便便就给一个公署几百人上千人的编制。
说白了这里面很多人都没有编制，是合同工类型的工作人员。但就算是临时工作人员，那也是吃财政饭的。
机构臃肿的问题，中央一直在强调。可是到了地方，依旧是挡不住机构的臃肿。
本身农副产品市场可以完全交给农村合作社，地方政府老老实实收税就可以。那样就用不着养着这么多人。但地方政府偏要弄出这么臃肿的供销社队伍，都吃财政饭。简直是岂有此理。
陆宪文和张书凡为首的信阳地委和公署一众干部谁也不敢大喘气。以前见省委省政府的领导都不常见，现在还有这么多的中央领导。
而且中央干部的批评直接都是冲着信阳地委和公署干部。
“赵文福同志，我想问问，你们河南省组织部对于这些问题难道是一点都不关注的吗？”
“要我说必须要调查这种情况。信阳供销合作社这么多工作人员是怎么成为工作人员的？是不是信阳干部的亲朋好友。如果有这种事情，这些供销社工作人员该解散就解散，那些干部该处理就应该处理。”
马明芳矛头直指河南省委组织部。目前的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赵文福，还是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在人事问题上发言权很重。
但信阳发生这种事情，省委组织部没有任何的反应，这就是组织部的问题。
“组织部会派人调查这件事情的。”
赵文福立马也是表态。
“潘复生同志，文敏生同志，罗伟林同志，张文天同志，赵文福同志，昨天因为是第一次的地方政务报告记者招待会，所以是全国关注。很快昨天的事情会在全国范围之内报道出来。”
段成伟是代理宣传部部长，但他没有权力让河南省委省政府怎么怎么样。
但他还是给他们施加压力。告诉他们这一次的事情非常敏感，因为全国报纸都会报道这个事情。河南省委省政府不要想着糊弄过去。
当然段成伟不给压力，河南省委省政府也不敢大意。现场可是坐着魏红军这个大佬。
“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来考虑。”
“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上。那么就算是工作出现了问题，那也只是工作上的失误。对于这样的干部，主席一直说要‘治病救人’。但漠视人民的利益，那么出现的工作失误就无限接近于渎职。”
魏红军对于这一次的事情很生气。但中央刚刚制定了干部任用条例，当中一个就是各级组织部管理相对应的干部。
这是魏红军自己推动的，所以魏红军是不会自己去打破这个的。就像是信阳的干部，那是隶属于河南省组织部管理。怎么处理是河南省委的事情。
魏红军是不会直接插手，去处理信阳的干部，因为这就是组织原则。
但魏红军还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信阳干部的做法就是一种渎职，只不过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魏红军把处理信阳问题的权力给了河南省委，但处理报告是要上交到书记处的。
魏红军对于潘复生也有一些不满。潘复生担任河南省委书记也不是一天两天，吴志普调离河南也有好几年时间。
但河南省的具体工作方面轰轰烈烈，工农业发展数据都不难看。但河南的党风建设，包括组织工作，宣传工作这些方面依旧问题太多。
河南缺乏好干部吗？不缺。河南这边有很多好干部。要不然这几年河南的工业建设，以及农业建设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进步。河南很多基层干部，他们和河南人民群众一起努力战胜河南的自然问题。但为什么河南问题频繁出现，还是潘复生这个省委书记抓工作有问题。
潘复生这名干部当年手握山东分局的“尚方宝剑”去湖西根据地上任之后，对于“湖西肃托”的干部处理那叫一个果断。对于湖西干部的冤屈根本不关心，不搭理。
可是来到河南之后，面对强势的吴芝浦，一下就老实了起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委一把手的权力是很大的，但他在河南就像是二娘养的。就连吴芝浦调走之后，对于一些党委部门也是保持原来的样子。就是不愿意得罪河南本土派干部。
就像是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组织部部长赵文福，那就是吴芝浦早年的干将。吴芝浦走了之后，扛起了本土派大旗。潘复生作为河南省委书记，对于党委部门完全没有任何的整顿。
魏红军已经开始考虑，潘复生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省委书记，而且河南党委部门问题太多。应该给河南配备一些强有力的组织部干部和宣传部干部。好好整顿一下河南的组织部，宣传部这些党委部门。
魏红军没有留在河南太长时间，也没等河南省委拿出一个处理方案，就回到了北京。
因为魏红军这一次南下考察看到了太多东西，需要回京解决。
1045 巡视制度
回京之后，魏红军写报告总结这一次的考察情况。虽然这一次南下考察主要目的是不同所有制企业当中的工会问题，其他的考察情况属于是零零碎碎，但魏红军还是发现了大量的问题。
不过有问题不怕。毕竟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遇到问题是必然的事情。找出问题的根源，解决问题就可以。
工业方面的问题，农业方面的问题，魏红军把详细情况记录下来，都转交给财经工作委员会。这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财经工作委员会处理。
至于农村合作社的小集体所有制企业的问题，魏红军回京之后已经和陈运他们有过简单交流。看到魏红军写的资料，陈运他们也是大吃一惊。没想到小集体所有制企业竟然已经有如此规模的发展。要不是魏红军的资料，大家还真是没把小集体所有制企业当成一回事事情。现在小集体所有制企业有了如此的发展，陈运准备就这个事情专门召开一次会议，讨论要怎么对待这些企业。到时候请魏红军参加会议。
魏红军毕竟是中央党务工作负责人之一，所以回京之后，主要工作依旧是放在了干部问题上。这一次南下考察，魏红军发现了不少干部问题。包括干部的能力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开始脱离群众，官僚主义泛滥的问题等等。
但还是那句话。现在新中国很多中层干部，那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说句不好听的都是革命功臣，背后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你不能因为一点点的事情就让他们滚蛋。
所以干部问题还是要慢慢的解决。能力不足，那就要加强学习。必须要认真执行九届二中会议通过的“干部任免条例”和“干部任用条例”。就算你是革命功臣，你要是跟不上国家发展速度，那就要慢慢的被淘汰。国家看在过去功劳的份上可以养着，但能力不够就绝对不能占据重要位置。
至于脱离群众，官僚主义泛滥，那就要用党的纪律，党的监督，让党员党干部始终都有紧迫感。
所以魏红军回京之后，重点考虑如何继续完善我党的监督机制，只有强有力的监督，才能够解决某些干部的问题。
就像是信阳这一次的事情，要是党内监督跟上去，很容易就能够发现的事情。但就是硬生生拖了好几年时间。那么党内监督，特别是对于地方的监督要怎么跟上去？
和之前广西的事情，还有这一次信阳的事情一样后知后觉是不行的。因为这样就太过被动。因此魏红军想到了巡视制度。
中共已经是执政党，但如何让中共一直保持革命本色。那就需要中共自己不断的在内部自我革命，要淘汰不合格的党员，吸收合格的党员。想要如此，就必须要不断的完善党内监督。
而巡视制度是党内监督当中非常有力的举措。中国封建王朝使用了很多年的御史制度，肯定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历史上半个世纪之后，中央又开始重视巡视制度。
中共是有自己的巡视制度的，这个在党章是有明确规定。因为九大和九届二中会议，魏红军直接参与过，或者说直接负责中共党章的修改，所以对于党章非常熟悉，党章当中的巡视制度条款也是非常熟悉的。
不过党章虽然有关于巡视制度的条款，但其实目前党内并没有一个关于党内巡视的明确的规章制度，也没有具体的规定。党章当中的巡视条款，就像是一个沉睡的条款，大家好像都集体忘记了一样，从来都不提起。反正魏红军主持华北局工作，上调中央工作已经有十来年时间，但从来没有在中央会议上听到中央领导谈过巡视制度。
但魏红军现在想到了巡视制度，认为党内监督上还是需要巡视制度。所以魏红军要了解党内巡视制度的前世今生。因为魏红军要知道为啥党章明明有巡视制度的条款，但党内却忘记了这个。
因此魏红军重新翻看了中共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涉及到巡视制度的资料，从中了解党内巡视制度的发展过程。
原来早在1922年的党的二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就已经对于巡视制度有过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
这就是中共成立以后第一次明确巡视制度的开始。或者说党的一大最重要的是成立中国共产党，然后明确中共是什么样的组织。至于党章更多的东西，一大没有那么多时间进行规定。中共党章的很多东西是二大上完善的。所以中共二大就有了巡视制度，可以说中共从诞生开始就非常重视党内巡视制度。
当时中央派出的这种特派员权力很大。他可以传达中央精神，也可以根据中央精神全权领导当地的党委。这种特派员到了地方，有权力召开党的会议，而且特派员就是会议主席。非常明确的规定特派员就是地方党委的上级，地方党委要无条件服从特派员的指挥。
1925年，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五卅运动”的猛烈发展，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都建立了党组织。针对“有许多地方，尤其是北方，中央的指导太少”的情况，中央扩大会议10月通过“组织问题议决案”，提出“应当增加中央特派巡行的指导员, 使事实上能对于区及地方实行指导全部工作”。它标志着党内巡视制度得到初步建立。
而且经过这一次的规定，特派员的权力在党内进一步明确，进一步扩大。毕竟以组织形式明确特派员指导全部工作。
为进一步规范和发展、完善党内巡视制度，1931年5月，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巡视条例”，要求巡视员“党籍须在三年以上”。这是中共第一次通过了巡视条例，标志着党内巡视制度全面确立并日趋完善。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规定“各级党的委员会为了了解下面的情况，便利于工作上的指导起见，上级党委得向下级党委派遣巡视员, 传达上级党委的意见，考察下面的情形报告上级党委。”
六届六中全会，中央开始把巡视制度转向党的纪律方面。因为中央当时已经发现了原来的特派员制度的弊端。特别是特派员权力太大，到了地方啥都能插手，啥都能管理。但特派员毕竟是上级党委，对于下面的情况不是很熟悉。可是他们权力太大，到了下面一通乱指挥，最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中央慢慢的要把巡视制度和党内纪律相结合。
不过这种想法没能够成功。中共的巡视制度基本上到此就终止了，后面就再也没有发展，或者说巡视制度就慢慢的消失了。虽然依旧有一些军区使用了巡视制度，特派员制度，但和原来中共的巡视制度已经是完全不一样。慢慢的大家就再也没有人提起巡视制度。
虽然各级党委也会派人到下面，但已经和巡视制度是不一样的情况。
后来中共召开了好多次重量级的会议，从七大开始八大，九大，都对于党章进行过修改。可是巡视制度的内容依旧在党章里面，没有划出去，但也没有人提起。
这就是中共巡视制度的发展情历史。看完资料，魏红军有些事情清楚了，但还是有很多疑问没有解决。不过魏红军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启用巡视制度。
这一次看到河南的事情之后，魏红军更明确了一点。那就是新中国虽然成立了十年，但地方依旧是各个山头占据。因为革命年代就是这样占领的，和平年代短时间之内根本无法改变这种情况。
他们的山头主义不仅仅是表现在排斥其他山头的党员干部，也体现在只关注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利益，不关注长远利益。看不到全局发展的问题，只盯着眼前一点点利益。
所以中央必须要加强对于全国各地党委的监督。地方有问题一定要及时的进行纠正。
不过这不是小事情，而且有些问题魏红军的确是还有一些疑惑。所以魏红军和几名书记处书记讨论这个问题。分别是组织部部长陈谈秋，监察委员会书记谭震林，政法委副书记赵震生。
“我党的巡视制度，早年虽然对于加强党内纪律，促进各地党组织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同样弊端太大。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派出去的特派员权力太大，可以代表上级党委发号施令。他们对于地方情况完全不了解，但因为有了直接领导地方党委的权力，就直接指挥地方党委工作，结果对革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正因为如此，党内一度对于巡视制度非常抗拒，中央每天都能够接到关于这方面的告状信。所以六届六中全会虽然中央想要重新重视巡视制度，我党也一直保持巡视制度，但基本上已经是废除的状态。”
组织部部长陈谈秋开口。
对于党的早期工作，陈谈秋比魏红军熟悉多了。魏红军了解党的早期历史，需要翻看资料。而人家陈谈秋都是亲身经历过。
就像是党内早期的巡视制度，陈谈秋就相当熟悉。甚至陈谈秋几次被中央任命为特派员，巡视过顺直省委，巡视过满洲省委。而且早年一直在组织部工作，当中有中央组织部工作经历，也有地方组织部工作经历。
所以对于中共早期的巡视制度非常熟悉。他看出魏红军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很清楚，所以给魏红军仔细的讲解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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