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随遇而安
如果说林帅是主席军事上的学生，那么罗帅就是主席政治上的学生。主席对于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不一样的。
罗帅不是嘴上说说的干部。和主席谈完话之后，罗帅就在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交上了“离职休养”报告。他申请的不是休养几个月，然后身体好了再回来工作，
罗帅的“离职休养”是，表示自己因为身体原因无法胜任日常工作，所以申请辞去身上的军委副主席，军委常委，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这就是真正的身体力行，而不是打嘴炮。罗帅是政治局委员，目前又是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三名军委副主席之一。还是曾经的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部部长，在军委的权力显赫。
整个军队系统的干部调整，没有罗帅的点头根本无法通过。而且罗帅在军委，大家都很放心。
但他毫不留念，申请了“离职休养”。不是那种保留职务的“离职休养”，是只保留政治级别的“离职休养”。
主席私人感情上是舍不得罗帅离开。毕竟罗帅第一个申请“离职休养”的，如果一两个月之后就找他回来，别人肯定说罗帅“惺惺作态”，跟主席“唱双簧”。所以为了不让罗帅身上有污点，也不让这个政策身上有污点，罗帅休养时间也不能太短。没有一两年时间，罗帅是不可能回到工作岗位的。
但从公事上来说，罗帅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离职休养”，对于推进“离职休养”政策绝对是巨大的推进力量。
毕竟罗帅这种级别的干部都愿意“离职休养”，谁还能“逼逼赖赖”，赖着位置不走。目前党政军系统，能够压倒罗帅的干部是少之又少。
罗帅站出来的确是让很多人意外。因为罗帅虽然身体不是很好，但处理日常工作还是没有大问题的。
罗帅提出“离职休养”之后，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常委刘帅也申请“离职休养”。甚至刘帅是很干脆的，比罗帅还要干脆。刘帅不是要“离职休养”，而是想要直接“病退”。
本来按照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排序，罗帅一旦“离职休养”，那么有个人就要替代罗帅行使政治局委员的权力。刘帅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当中排名第一的，完全可以临时替代罗帅，行使政治局委员权力。
虽然只是临时代理政治局委员，但这一步之后政治地位就完全不一样。政治局委员是正儿八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再说现在的政治局还有一个老病号。罗帅如果是临时休养，一两年之后还会回来。那么林帅一旦被强制性“离职休养”，以后就很难回来。到时候刘帅就不是临时代替政治局委员，行使权力，而是会选为正式的政治局委员。
但刘帅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刘帅本身年纪就不小，今年已经是67岁，身体也一直不好。早在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时候，刘帅就因为身体原因常年休养。
而且经过“反教条”之后，刘帅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身体情况更是急转直下。再说刘帅现在也没有一个正式工作。身上除了军委常委和军委战略小组组长之外什么都没有。
刘帅是有自知之明的。以自己的情况，十大的时候都70岁。十大政治局改选，自己作为“反教条”代表人物之一，属于是戴罪之身，也不可能入选政治局委员。如果不能入选政治局委员，到时候还是要退休。
既然到了十大肯定要退休，何必多等这三年时间。还不如趁着现在这个时候“病退”，大家都好，还能够支持主席要推动的“离职休养”政策。
罗帅和刘帅站出来，身体力行支持“离职休养”政策，让“离职休养”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顺利的通过。
同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准了罗帅和刘帅的申请。罗帅是“离职休养”，刘帅是“病退”。
除了罗帅和刘帅之外，就是林帅的问题。政治局既然通过了“离职休养”政策，林帅就是第一个受到这个政策影响的干部。
应该说政治局内部，或者说整个中央当中，除了一些和林帅关系好的干部，大部分干部是不愿意林帅回来的。包括军委那边，大家都不是很愿意林帅回来。
实在是因为林帅和主席关系太近，而且革命年代地位太高。所以虽然他很多年没有出现，但他要是回来，依旧有可能会冲击现在的政治架构。
目前不说军队系统，就说说党政系统多少人曾经都是林帅的老部下。特别是双一系统出来的干部，基本上都是林帅老部下。
所以林帅出山，动静太大。因此就连很多双一系统出身的干部，现在也各有各的发展，并不是很愿意林帅这个双一系统的代表将领出山，影响大家的利益。
双一系统的干部，很尊重林帅，很佩服林帅，但却是不希望他出山。
所以政治局会议上大家讨论的结果是，林帅也符合“离职休养”标准。虽然没有跟刘帅一样直接“病退”，但差不多也是一样的待遇。大家强制性的让林帅“离职休养”，几乎相当于“病退”。
然后政治局批准“离职休养”的两个人就是军委副总参谋长陈耿和李科农。他们的“离职休养”不是军委讨论决定，而是政治局讨论的主要原因是，他们都是中央委员。
现阶段全国总共才一百多名中央委员，每一名中央委员的政治地位都很高。批准他们“离职休养”，不是中央委员会会议就是政治局会议。
其他一些身体不好的干部，就像是成都军区司令员贺冰严，需要军委统计，军委会议或者军委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之后，需要主席最后批准就可以。不需要召开政治局会议。
一下子“离职休养”这么多人，空下来不少位置。
因为两名政治局委员林帅和罗帅“离职休养”，所以根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顺序徐帅和罗启荣两个人顶了上去。在林帅和罗帅不在的时候，临时行使政治局委员的权力。
这也是因为“离职休养”规定还有不少问题。就像是政治局委员“离职休养”，保留了政治级别，那么他以后回来还是政治局委员。所以又不能重新选一名政治局委员，只能是让政治局候补委员顶替他们行使政治局委员的权力。
接着政治局开始讨论军委的安排。特别是罗帅离开之后，军委要找一个顶替罗帅的干部。
说起军队政治工作的佼佼者，元帅当中肯定是聂帅，罗帅，陈老总几个人。但现在他们都不可能，所以只能是从大将当中找一个人顶替罗帅的位置。
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中央任命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谭正临时代理罗帅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参与军委日常工作的处理。
任命总干部部副部长徐力青代理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化代理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职务。
然后任命总政治部主任谭正和总参谋长邓国两个人代替罗帅和刘帅成为军委常委。
这样军委常委变成了主席，魏红军，彭老总，贺老总，徐帅，叶帅，杨全武，谭正，邓国九个人组成。
谭正和邓国担任军委常委，林帅，陈耿“离职休养”，黄可成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一下多出来了五名军委委员名单。
政治局经过讨论之后，军委副总参谋长张忠勋，海军司令员肖金光，装甲兵司令员徐光达，空军司令员刘亚娄，副总参谋长兼武汉军区司令员王秋云五个人成为新的军委委员。
这样军委委员变成了陈老总，粟宇，王直，左全，赵陆，张忠勋，肖金光，徐光达，刘亚娄，王秋云十个人。
可以说随着这一次“离职休养”之后的调整，大将开始成为军委主要干部。
至于陈耿和李科农留下的副总参谋长就没有补选。实在是因为总参某部副总参谋长太多，好几个副总参谋长都没有实际工作。不需要增加副总参谋长的名额。
政治局会议结束之后，书记处把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员干部离职休养规定”，发给中央各党委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军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常委会，以及地方各省份，还有全国高校和各大工厂。
要求大家统计符合“离职休养”情况的干部，然后启动“离职休养”。最后把具体的情况上报给书记处。
魏红军一边以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身份下发政治局文件，一边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参加军委会议。
因为军队系统这种需要休养的干部最多。军委会议第一个涉及到的干部就是成都军区司令员贺冰严。
他的身体情况一直不好，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只不过贺冰严自己不打报告，那么军委也不好让他离开。因为目前全国大军区当中，贺老总的红二军团出身的干部只占据成都军区一个。
红军时期最大的三个山头，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这里面大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中央红军出身最多，然后是四方面军。所以更是要照顾二方面军和红二军团这个山头。
但现在不行了。政治局都通过了“离职休养”规定，贺冰严的情况很明显是符合这个情况的。
不过军委还是考虑贺老总的面子，以及红二军团的山头。并没有直接让贺冰严“离职休养”，而是调贺冰严进京。贺冰严本身就是副总参谋长兼成都军区司令员，所以这一次进京担任副总参谋长。先看看他的身体情况再说。
如果贺冰严的身体情况实在是难以处理日常工作，就让他“离职休养”。如果到了北京之后身体还可以，以后就可以在北京上班。
贺冰严上调军委之后，出来了一个大军区司令员的位置。考虑红二军团的情况，军委把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员黄欣婷拉了出来，任命黄欣婷为成都军区司令员。
除了贺冰严之外，还有不少军队干部身体情况不好。因此军委又给下面各个大军区下发通知，要求统计这类干部。
1082 粮食准备
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离职休养”提案之后，紧接着进行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把这个拓展到了整个政治系统当中。
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虽然已经是板上钉钉。但原则上政治局是中共的政治局，只能管中共党员。所以程序上必须要在全国人大通过，才能够包括整个党政军系统。
至此以七届二中会议，七届三中会议，七届四中会议完善的退休制度和“离职休养”制度为中心的老革命，老干部的退休制度大致上已经完成。基本上是保留原有的政治级别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
就像是政治待遇。如果之前是政治局委员，那么退休之后也能够阅读政治局委员级别可以阅读的中央文件。
为了保障这些干部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政治局把原来的老干部局并入到书记处，成为书记处下面的一个部门。
这些老干部对于中央有什么建议，可以通过老干部局，反映到书记处。
政治局任命杨春福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老干部局局长。杨春甫是平西支队出身，后来担任冀热辽挺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1支队政委，张家口军官会宣传部部长，张家口市长，市委书记，察哈尔省委书记。解放后担任华北局委员兼华北局宣传部部长，行政六级干部。八大之后担任河北省委书记，九大上调中央担任文教工作委员会委员。
主席回京之后，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解决了“离职休养”的问题。接下来就是粮食问题。
主席这一次出京考察，先是在河北，山东，然后是去了河南。最后去了上海和浙江。
中间在河南和周围很多省份的省市领导见面，了解1959年的灾情。1959年中国整体的灾情还是比较严重的。
1959年春季旱情比较严重的地方是黑龙江，河北，河南等地。不过主席考察的时候，已经是夏季要进入秋季秋这段时间，灾情依旧不乐观。很多地区干旱情况非常严重。
1959年六七月份开始，河南，山东，湖北，安徽，四川，广东，福建都开始出现干旱灾情。像广东和福建两个多月都没有下过雨，导致很多小水库都干涸。
1959年受灾地区耕地面积四亿多亩，其中真正受灾的耕地面积近两亿亩。粮食减产情况还是比较严重。
就连松花江有的地段都开始干涸，丰满水电站第一次缺水发电。光是江苏一个省份就有37万座小水库干涸。可以想象旱灾是多么严重。
当然主席更担心的是，气象部门认为很有可能1960年也会有灾情。因为现在一点看不出旱灾要结束的迹象。
所以主席很是担忧。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发生全国性干旱。
因此主席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委托魏红军以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身份代表政治局召开一次全国粮食会议，看看如何应对现在的旱情，以及有可能发生的1960年旱灾。
这也是魏红军第一次代表政治局召开这种全国性的会议。以前魏红军都是在自己分管范围之内召开全国性的会议。或者偶尔以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身份，参加国务院会议，或者其他工作委员会会议。但都是没有拍板权的。
这一次情况完全不一样。魏红军代表政治局召开会议，就连财经工作委员会主任陈运都要坐在魏红军下面参加会议。以前中央领导当中，有资格代表政治局召开会议的，除了主席之外只有三个人。一个是修养同志，一个是总理，还有一个是已经退休的总司令，魏红军是第四人。
“同志们，今天开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如何应对灾情。今年的灾情数据大家都看到了，但中央担心的是明年要是又有如此严重的灾情该怎么办？后年呢？”
“当然我们希望明年灾情就可以结束。但任何事情都要有备无患，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现在大家都说说，今年赈灾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谈谈明年的应对方案。”
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这四年在新中国历史上都是排的上号的灾荒年份。
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上，发生全国性旱灾，最后成灾面积超过2亿亩的大旱年有三年，分别是1960年，1961年，1978年。
按照历史记录，1959年开始到1961年，每年都比正常年份减少五六百亿斤粮食。
这可不是小事情。少了五六百亿斤，从整体粮食产量来看好像没有问题。但现实情况是，粮食调配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所以必须要做好万全准备。
这一次全国粮食会议，有财经工作委员会主任陈运，第一副主任邓希贤，以及邓志辉、李富春、周彬这些副主任，国务院只要和粮食涉及到一丁点关系的部委部长，副部长都参与会议。
“那我先说说今年的公粮和统购粮的问题。”
粮食部部长陈国东开口道:“根据中央赈灾的指示，今年粮食部大量的减免受灾地区的公粮和征购任务。按照现在的情况，今年公粮和统购粮总数不到1100亿斤。按照往年的情况来看，1100亿斤是不够市场需求。想要稳住市场，需要国家物资储备局释放200亿斤左右的粮食才可以。”
减免受灾地区的公粮和统购粮任务，让粮食部收到的粮食比往年少了很多。粮食部要负责全国城市的粮食供给，部队的粮食供给，还有一些其他用途，计算之后认为1100亿斤完全不够。所以要求物资储备局释放200亿斤粮食进入市场，缓解市场上的粮食不足现象。
“我认为粮食部的做法太保守，而且只关心今年的灾情，没有长远的计算。”
物资储备局局长付秋涛上来就直接批评陈国东。
很多人都是摇头。果然是之前在军委参与和领导军队裁军和安置工作的干部，哪里有上来就批评粮食部工作的的。
“付秋涛同志，说说你的想法。”
魏红军开口，打断了付秋涛要继续说什么。
陈国东解放后是财政部副部长，后面担任粮食部部长。目前中国粮食具体政策，包括粮票制度，统购统销制度，都有陈国东的手笔。这是一名很细心，而且熟知中国粮食问题的干部。
物资储备局以后和粮食部打交道的机会还很多。魏红军可不想付秋涛和陈国东在会议上直接吵起来，影响两家之间的关系。
“魏书记，我认为物资储备局的粮食不应该随便投放市场。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更是不应该投放物资储备局的粮食。”
“只有到了最重要的时刻，或者说最危险的时刻，才应该动用物资储备局的粮食。我仔细研究过今年全国的粮食产量大致的情况，我认为今年虽然旱情严重，粮食产量减产严重，但还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刻，更没有到需要物资储备局放开粮食的地步。”
“今年因为受灾地区减免公粮和征购粮，所以粮食部粮食少了，不足以应对市场需求。这完全可以去没有受灾的地区，增加粮食收购。”
“面对未知的灾情，最重要的就是集中资源，也就是集中粮食。只有政府手中有了足够的粮食，才能够应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未知的灾情。而不是先消耗物资储备局手中的粮食。”
现在全国粮食真的非常缺乏吗？其实也不全是。
全国受灾是严重，粮食产量也减少了五六百亿斤。但今年的粮食产量只要调配好了，还是完全能够应对灾情的。
既然减免了灾区的公粮和统购粮，那么就去没有受灾的地区购买粮食投放市场。
“我认为付秋涛同志的说法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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