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随遇而安
“是。”
主席这才对魏红军道:“广西的情况如何?”
“主席,柳州的发展比想象当中更好。”
魏红军详细给主席介绍了这一次考察柳州的情况。
主席一边听,偶尔问一些问题。到了最后主席才道:“一边建设,一边学习,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不要说是我们的地方干部,就是我们中央干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都是要慢慢的摸索。千万不能停止学习,柳州的干部想的很远。”
“广西和云南不能只是指着苏联支持,我们自己也要重视起来。一旦越南真的打起来,广西和云南的压力也很大。”
魏红军回答道:“苏震华同志和谢富知同志都是军队出来的。他们明白广西和云南在战争爆发之后的情况。所以一直都在做这方面准备。”
“嗯,有备无患是永恒的道理。”
主席很关注中南半岛的事情。
赫鲁晓夫看好中南半岛,主席也看好中南半岛。这里的确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较量的好地方。
“对了,让你来南昌是为了嘱咐你几件事情。我最近一直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你读过没有?”
主席说的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苏联1954年出版的,后来中国把他翻译过来,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不少大学也把这本书当成是学校的教科书。
历史上1959年,1960年大跃进的时候,主席大力推荐三本书,要求全党学习讨论。分别是斯大林同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有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是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摘录马恩列斯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言论。
第三本就是这个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时这本书在党内可谓是风靡一时。
主席亲自和其他同志们一起读书讨论,中央和地方各党委都是组织读书小组。大家一起读一部分,然后开始讨论。
“平时会抽空看看这本书,基本上读完了。不过只是囫囵吞枣,并没有仔细研读过。”
魏红军也是读过这本书的。因为这本书目前算是社会主义阵营当中最权威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只不过魏红军工作忙,所以只是大致上读了一遍。
“这本书还是不错的,是根据苏联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写出了这样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我看来还是有不少问题。”
主席把自己读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递给魏红军。
主席有时间考虑问题之后,一直在考虑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也在考虑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这本书主席一有空就读,在外出考察期间一直在研读这本书。所以在书上写了很多自己的看法。魏红军翻了前面,密密麻麻全是主席的字。
“我认为这本书有五个方面的重大瑕疵。”
魏红军听到主席要讲苏联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些瑕疵,立马拿出了本子要记录。
“第一个就是这本书看起来应该是几个人分工写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缺少统一,缺少集中。同样的话反复多次讲,而且常常前后互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
“第二个是,这本书很多方面都是定好了规律、原则、定义,然后从这里出发阐述要说的话,就好像是为了证明那些规律原则,这是不对的。真正科学的东西应该是从分析入手,分析矛盾,从中得出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原则,而不是反过来。”
“第三个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根据这个规律,苏联只重视重工业,教科书上也主要讲重工业。虽然也谈了轻工业和农业,但只是以重工业的附属来出现的。但经过我们国家这段时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来看,这是不对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农业不能落下。”
“第四个是,教科书在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权利问题上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劳动者如果没有上层建筑的权利,那么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第五个方面是,在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当中,会出现国家的消亡。但只讲国家消亡,却不和国际联系上,不讲国际条件。没有国际条件,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消亡,但帝国主义国家机器还在,那是很危险,也不可能成功迈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个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是不一样的,想着一家一国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事情。”
魏红军迅速的,简略的记录了主席说的话。
主席说完之后,道:“苏联的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党内可以学习,但不能不加分辨的学习。不仅党内是如此,高校也是如此。可以学,但要批判性的学习。但这个始终不是一个办法。”
“所以我的建议是,书记处要牵头,吸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优点,根据我国这些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编写一本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中苏处于蜜月期,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合作越来越多。但和这些看得见的合作相比,中苏两党在理论上的分歧却是越来越大。或者说主席和赫鲁晓夫对于社会主义理论上的观点越来越不一致。
因为目前中苏关系的主流还是合作,所以主席不好跟历史上一样跟苏联进行中苏论战。
但主席对于苏联很多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革制度,都抱有很大的反对。所以主席认为中共应该在理论上要有自己的东西。
战争年代“李德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获得胜利,所以大家接受“李德胜思想”。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上,大家更多的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和理论。
就像是“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内的不少经济方面的专家和干部,学的都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主席觉得九大正式确认“社会主义阶段论”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
不管是政治上的理论,还是经济上的理论。
“主席,陈波达同志负责此事,您觉得如何?”
陈波达是中央政研室主任,又是书记处候补书记,理论水平很高。也是主席非常器重的一名干部。魏红军想着书记处牵头,那就是中央政研室牵头。
毕竟以往中央很多理论方面的问题,都是政研室负责的。
主席摇摇头,道:“陈波达同志理论水平高,马列主义研究很深。但政治经济学不是简简单单的理论问题,还需要大量的政治经济实践。这也是我们党内很多理论研究干部缺乏的问题。”
“我看还是你来牵头,组织宣传部,政研室,教育部的一些干部,你也可以调动其他部门的干部,写好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让我们党内,还有我们的高校,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学习。”
“是。”
既然主席要魏红军牵头,魏红军也不拒绝。魏红军负责党务工作,理论问题也是魏红军的分内之事。
魏红军回答之后,很快道:“主席,对于我们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您有没有一些指导意见。”
“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你可以参考一下。斯大林说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所有制,劳动生产当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既然是‘政治经济学’,肯定是离不开这三个方面的。”
“苏联同志们虽然也从这些方面谈了不少内容,但很多具体的东西他们都是浅尝辄止。对于所有制的变化,所有制变化带来的矛盾,全民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大集体所有制和小集体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些所有制企业内部的矛盾,国家和这些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矛盾,都只是用笼统的‘同志之间的互助合作的关系’来概括。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要写的更详细。就比如你写的那篇‘宏观调控与地方政府,企业自主权’,‘人口与工业关系’,都非常适合写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中。”
“我知道你工作忙。但这种以后全党,还有我们的青年学生都要学习的教科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要重视起来。”
“是。等正式开始之后,我会一直盯着的。”
说起党内理论知识厉害的中央领导不在少数。包括政治局常委修养同志,理论水平很高。之前党内很多理论问题都是修养同志负责的。
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工农业建设问题上,主席认为魏红军做的最好。而且魏红军能够把工农业建设上出现的问题概括起来,整理成理论文章。而且自从魏红军提出的“社会主义阶段论”在九大上通过之后,魏红军在党内理论方面的地位很难撼动。所以主席还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魏红军。
“除了这个事情之外,我还有一个事情要跟你说。最近一段时间我看很多报告,还有报纸有一个很不好的倾向。”
魏红军立马变得认真,开始回想起宣传领域。最近好像宣传领域没出现什么问题。魏红军知道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所以非常重视宣传工作。
“我发现党内谈马列主义的越来越少,宣传上也是如此。马列主义越来越少,全是写着李德胜思想。这个倾向很不好。”
“还有,最近地方给中央的一些报告写的时候开头都是,主席然后才是党中央,这样很不成样子。我只是党中央的一员,而不是凌驾于党中央。”
“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马列主义在前,李德胜思想在后,李德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继承,是和马列主义分不开的。但现在很多报告和宣传上不提马列主义,只提李德胜思想,这就会造成人为的割裂马列主义和李德胜思想。”
“红军同志,这不是小事情。你们书记处必须要重视起来。”
魏红军点头道:“主席,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有这方面问题。他们不是把李德胜思想当成是指导工作的方法,而且庸俗化李德胜思想。甚至踢球赢了,也说是运用了李德胜思想。一些地区工农业数据好了一些,就说说发展了李德胜思想。”
“对喽。这种庸俗化李德胜思想,不是真正去学会它,运用它,而是跟以前拜菩萨一样,把我当菩萨了。”
主席自己都笑了出来。
然后道:“书记处要重视这个事情。你最好召开几次党内会议,召集各省省委书记谈这个事情,刹住这股风气。还有宣传部的稿件也要注意这一点,多谈马列主义,少些李德胜思想。”
“是。”
魏红军点头。
其实这股风气是没有办法的。中共解放前的历史就是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才能够有革命成功的那一天。
解放之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是蒸蒸日上。全国的改变大家都看在眼里。
主席的声望现在真的是如日中天。不仅仅是国内吹捧的肉麻,国外情况也是一样的。要不然赫鲁晓夫也不至于给中国这么多援助,就为了得到主席的声援。
既然主席自己已经发现了,要压一压这种情况,魏红军当然明白怎么做。
“我这一次出京考察,发现赈灾做的很好。灾区百姓也没有丝毫颓废,依旧是热情饱满的参与国家建设。这个工作完成的很好。”
主席很满意魏红军主持的赈灾工作。
做的真的是好。1960年比1959年还严重的干旱,但主席南下考察一点看不出大家沮丧的样子。
相反那些灾区人民群众干劲十足,参与交通建设,水利建设。这都可以清楚看出赈灾做的很好。
“但也有不少问题。我最近和不少省的领导见面,他们都表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电和缺钢铁。”
1088 信任
魏红军看了主席递过来的各省报告。中南地区几个省份联合报告,1959年他们几个省份缺乏37亿度电,全国加起来缺乏将近100亿度电。很多工厂因为缺电,只能是限电使用。包括很多城市的民用电,动不动就断电。因为要保障工业用电,
然后是广大的县乡农村地区。随着县乡农村经济的发展,县乡农村地区也有了对于电的需求。
县乡农村的工业发展需要电,农业发展也需要电。
电可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东西之一。不要说是现在,就算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电依旧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发展最重要的数据。包括号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数字化,人工智能,物联网这些东西,也都是离不开电。
现在全国缺电如此严重,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从侧面也可以看出中国工业增长速度有多快。要不然全国缺电情况也不会这么严重。
1958年的时候,全国缺电还没有这么明显。现在缺电情况这么严重,主要是1958年和1959年上马的工业项目太多。
至于钢铁不足的问题魏红军就更加熟悉。应该说从新中国成立开始,新中国就一直缺乏钢铁。新中国早期很多大项目,都是进口苏联钢铁的。
之后为了钢铁不足的情况,中央不知道开过多少会议。
只不过1958年和1959年工业投资增长速度太快,连带着对于钢铁需求也是猛增。引起了市场上钢铁不足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各省份为了抢夺钢铁,那真是十八般武艺都使用出来。有的直接走中央路线,在中央分配钢铁的时候就出手。让中央多分配给他们一些钢铁。
八十年代那些“倒爷”,实力强大的都是“官倒”。也是因为市场上缺乏钢铁,所以他们把主意打到了体制内的钢铁份额。那个时候很多人拿着批条,从体制内把钢铁弄出来就能够挣一大笔钱。
现在的情况也是差不多的。钢铁严重不足,中央只能是先满足重点工程。地方为了获得钢铁,到处找人,想要分一些计划内的钢铁。
一些抢不到钢铁的省份,就直接告状到主席这里。
魏红军看完这些给主席的“告状信”之后道:“主席,1959年的时候我国发电量和钢铁产量提高速度都非常快。就说钢铁产量,经过中央和地方一起努力之后,钢铁产量增长了200多万吨,粗钢产量都达到了1500万吨。而且看今年的情况,今年的钢铁产量增长会更多,大致上能够增长400万吨以上。”
随着九大政治报告当中,中央下放下一部分工业,同时支持地方工业发展之后,地方工业投资猛增。
后来中央因为全国缺乏钢铁,所以全面支持地方钢铁工业发展。李福春还代表中央亲自去调整地方钢铁工业发展之后,钢铁产量的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
特别是一些省份用了200立方米,300立方米的高炉建设钢铁厂。虽然不是那种十几立方米,几十立方米这种小高炉,但这种高炉也不是很大。很多省份还是能够自己解决的。
地方钢铁厂实力肯定是比不上中央重点发展的那些大中型钢铁厂。但相比起中央,地方毕竟可以更加灵活的发展钢铁厂。
这些小钢铁厂投入少,技术含量低,建设周期短。可以迅速的弥补目前市场钢铁不足的局面。
所以这三年当中,全国地方钢铁厂数量超过了40家。也就是中央严令禁止地方钢铁厂建造100立方米以下的小高炉。要不然全国钢铁厂数量会是这个的几十倍。历史上各种小高炉的钢铁厂建了上千个,钢铁产量六七百万吨。当然这些小高炉生产的钢铁很多在技术上都不合格。
但就算是增加了40多家小型钢铁厂,对于钢铁产量的贡献还是非常大的。这些小型钢铁厂建造起来时间短,有的只需要半年左右,就算是比较长也就是需要一年时间。
1960年大部分地方钢铁厂都可以正常生产钢铁。所以1960年的钢铁产量有可能增加400万吨以上,当中大半都会是这些地方钢铁厂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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